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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两会”前后“文理之争”看高考改革的十四大走向
作者:冯用军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表时间:2009-09-03 点击次数
树人网讯

 

   历史总是在螺旋中前进,在“相似”中轮回发展。回首10年前的1999年,由于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出口萎缩、内需不足、失业扩大,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当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增加出口、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大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此,国家将高校扩招作为“政治经济全局战略中的一部分”,计划扩招23万人,为“解决经济因境”又紧急扩招到56.7万人,使得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达到153万人,连续几年的扩招也确实拉动了GDP的增长。10年后的2009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再次放缓、出口再次萎缩、内需严重不足、失业问题加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扩内需、促就业、保增长、推进素质教育、继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或许,高考改革可以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全局战略中的一部分”来“解决经济困境”,如果持续5~10年的高考改革能够维系,那么其对GDP的贡献率将超过1个百分点。因此,1999年被称为我国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一个“拐点”,而2009年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一个“拐点”,这一切,都以“高考改革”为红线。

    2009年2月6日上午9时,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就该纲要所涉及的20个重大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与高考改革方向直接相关的“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短短的10分钟内,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渠道发表意见或建议就有110多万条(据东方网2月6日报道);在短短的24小时内,“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就成为国内主流门户网站的头条,不完全统计参与讨论的网民接近5000万人,相关发帖近亿条(据人民网2月7日报道);在短短的48小时内,参与“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的各类讨论上亿人,国内主流门户网站投票结果公布,支持者超5成(据央视国际2月8日报道)。其火暴程度超越想象,国民对于教育的热情、对于高考的关注,虽在官员的意料之外,但却在国民的情理之中。

    3月5日上午9时,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600多字专门讲“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问题。其中,“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两个问题与高考改革密切相关。教育公平,最核心的体现是教育机会公平,包括教育入口、过程、出口和再教育的公平,在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公平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高考公平。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教育新理念,经历了从朱镕基时代的“继续积极改革教育思想、体制、内容和方法,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到温家宝时代的“各级各类教育都要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课程、教材、教育方法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实践、创造”的重大转变,是邓小平教育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教育论述的重要继承,是科学发展观在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教育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为21世纪我国教育改革、考试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高考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再把我们的眼光往前延伸32年,即1977年8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恢复被废止了达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这一伟大战略决策,不仅改变了三代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因为恢复高考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和巨大历史影响力,使我们更加坚信,在21世纪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关乎全体国民命运的中国高考,牵连全体国民心神的高考改革,必然也必须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在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意志的前提下,迈上科学的改革轨道,走上伟大的中兴道路,继续发挥其“国家抡才大典”的历史使命。

    (一)兼顾公平性与效益化的统一

    高考改革的公平性主要是指过程的公平,它首先体现在考选机会上(起点和机会公平),其次是考试过程和质量上(中点和进程公平),再次是考选资源配置上(续点和分配公平),最后是考试评价和录取上(终点和评选公平)。作为现代国家最大规模考试的高考,必然要求逐步提高其效益:一是提高选拔人才的有效性和公开性,加强对加分政策和自主招考政策运行过程的监管,实现“阳光高考”,从而为更多有培养潜力和发展能力且符合条件的公民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公平机会;二是要尽力节约高考成本,实现“绿色高考”。

    (二)坚持全国性与区域化的统一

    高考是促进社会稳定、分层和流动的合理性等有着重大影响的“控制阀”,其公信力、影响力和控制力首先来自它的“国家标签”,因此,高考改革必须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维持高考的全国统一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机会公平。同时,由于区域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性,在最大限度体现考试权属国家的前提下,我们应推进高考改革权的区域化,国家与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多重欠发达地区执行相对有效的边疆少数民族倾斜政策,改变目前这种向少数发达大城市倾斜的政策,为日益扩大的自主招生提升其存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三)促进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高考改革要实现人才选拔最优化,就必须追求全程科学性,即高考的命题理念、组织实施等要符合科学的评价理论和测试原则。同时,高考是“选贤与能”的现代性考试,因此,其全程设计不仅要评价候考者掌握科学知识的程度和水平,也应测试他们的人文知识和素养,一方面避免学生沦为“考试机器”,另一方面也要为大学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把好“入口”。此外,由于高考在知识的运用环节测试上具有一定随机性,一方面导致了猜题、押题等歪风邪气,另一方面导致了随机的不公平性,因此,高考改革必须提升其科学性,逐步克服高考试题设计中“生、偏、怪、狭、奇、难”等不良倾向,避免误导教育方向,倡导人文性原则。因此,高考改革必须加强利用科学方法提高其人文内涵的努力。

    (四)体现传统性与现代化的统一

    评价是一个永恒的理念,而高考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如果从最早的高考形式——科举算起,至今也不过1402年的时间。但是,高考所积淀下来的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则是深远和厚重的。为避免重蹈遽然废除科举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和公众心态失衡的覆辙,高考改革必须努力做到继承和发扬高考传统中好的做法、理念,比如统一阅卷的做法、追求公平的理念,在较好地吸纳优秀传统考选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考选文化,从而做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统一。

    (五)保障客观性与人性化的统一

   高考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高考改革必须走实事求是的路线,不能盲目跃进或想当然改革,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规划高考改革的目标和进程。同时,其客观性还体现在内容和评价上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一味以多重发达地区的情况来作为设计和编制高考内容的标准,当然也不能以多重欠发达地区的现状来作为高考试题命制的来源。另外,高考改革也要符合人性化原则:一要方便监考人员,二要方便参考考生,三要方便监考考务,四要方便阅卷考官,五要方便高考信息发布者,六要方便高考录取人员,七要方便大学有关管理人员。总之,高考是一个综合化工具,它必须以人为本,为国家和社会大众服务。

   (六)力保多样性与一元化的统一

    高考延续至今,其生存秘诀就是不断改革。从组织层次上,从最初的全国统考,到以全国统考为主、部分地方自主招考为辅,再到以全国统考为主、部分地方和高校自主招生为辅,并逐渐向后者倾斜;从高考形式上,从最初的“3+2”模式,逐渐过渡到“3+2”“3+X+综合”“3+综合”等各单一模式并行不悖的局面,再到最新的多模式并存,以“3+X+1”“3+综合+1”“2+文/理科数学+文/理科基础+1”等为代表的高考新模式将成为主流。但是,无论是高考主办方的多样化,还是高考模式的多样化,亦或录取的多元分层性,都离不开一元化的指导思想,高考要坚持“为国选才,公平考核,政府主持,民间监督”的统一,即改革可以有多种理念但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改革可以有多方试验但管理主体必须一元化、改革可以有多向探索但价值取向必须一元化、改革可以有多样衡量指标但评价标准必须一元化。

   (七)彰显均衡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追求公平和体现效率的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核心理念,而彰显均衡则是追求公平的必然条件。高考改革必须注重均衡,一方面要照顾全国范围的整体公平,另一方面更要体现区域均衡、阶层均衡,主要体现在:全国范围内录取最优秀学生应该“一视同仁”,适当向多重欠发达地区倾斜即适当增加录取指标。同时,高考改革作为一个全国性系统工程,为保证改革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就必须进行整体设计,循序渐进,分阶段按计划先小范围试点获得经验后逐步推广,然后全国大范围推行。

   (八)突出稳定性与变革性的统一

    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崛起,民族要强盛,就必须拥有大批人才,而高考则是选拔人才的必经之途,因此改革一定要慎重,出台的高考政策一定要有较高的稳定性,因为政策变换太快很容易导致混乱,选拔人才事关国家民族未来,任何背景下都不能够草率,高考能够在被废除的情况下得以恢复发展,在被质疑的声浪中得以改革延承,就在于高考的稳定性对于国家和社会稳定性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高考改革也要与时俱进,要不失时机地将成熟技术和做法应用到高考中,要保持在高考稳定性上的活力性,通过局部或整体的变革不断完善,以促使它适应不同时代和阶段对于公平科学选才的需要,变革性应该而且能够成为维系高考活力的源泉。

    (九)维护原创性与借鉴性的统一

    中国是考试发源地,这一判断毋庸置疑,现代高考起源于西方,这一观点也毫无问题。正如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古代太学书院没有显性血脉继承关系一样,我国的高考与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也并无明显的衍生关系,高考从名称到蕴涵的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的,我们有上千年的考试文化积淀,有进行大规模考试改革试验的条件,经过高考管理者、研究者、执行者、评价者等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高考改革中一定能走出一条原创性道路。另外,在国际化和“地球村”的今天,任何国家或组织封闭起来搞改革都是不现实的,高考改革必须有开放心态和兼收并蓄的胸怀,在兼容并包中去粗取精,在洋为中用中去伪存真,欧美等国类似高考的测评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但我们却不能照抄照搬,而应依国情走“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的道路。

    (十)提倡知识性与能力性的统一

    教育部“新课标”在培养学生方面倡导新的导向——知识与技能融合、过程与方法统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协同,在这种新人才培养理念的指导下,高考单纯以“抽样随机的一次性方式考察考生掌握、理解和运用部分知识”的方式是远远达不到选拔具有良好“德、学、识、能”的准大学生的目标。因此,必须采用新的既独立于高考系统又与之一体协同的测评系统:即在尊重基本的考试原则与规律基础上,注重考察学生的能力与素质;在减少考核记忆性知识比重的基础上,侧重检验学生运用已学知识较好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质,提倡系统化考察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建构;等等。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如何测验“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学生的问题,从高考取向上更快地推动现有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

    (十一)招生自主性与自律性的统一

    高校实施自主招生考试制度,是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在教育评价和人才评价领域的重大创举,它有助于弱化高考“指挥棒”的不正当性,减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性,降低“一考定终生”的随机性,从而一方面加速高考多元化的探索进程,另一方面提速“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必将成为与全国统一高考模式并行的自主招考模式,因此,自主招生高校数必将逐年增加。自主招生高校的增加,无疑给了那些“品行优秀、能力出众、特长明显、偏才凸出”的优秀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但必须加强对自主招生的监管,加强自主招生各环节的自律。必须着力建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问责制度,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追究哪一个环节责任人的责任,从而把自主招考建成“阳光高考”。

   (十二)试点学科化与学分化的统一

    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要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传统的分科教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对于复合型专业化人才的需求,因此,必须逐步改革高校的分科人才培养模式,走综合型专业化分流式培养道路,即大学前两年甚至前3年都实行通识教育,按文理平台、学门大类招生交叉培养,余下的时间按学生潜能和兴趣实行分流培养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只有大学培养模式实现了改革,高考模式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就给高中教育教学改革留下了足够的探索空间。具体而言,原来的高考文理分科主要是应对大学的分科培养,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就可以逐渐取消文理分科,先试点文科班、理科班和综合班,大学分别采取相应的录取策略并对综合班适当录取倾斜,然后逐步统一为综合班实行学科学力学分制,同一门高中课程,可分为不同程度的自由选班,通过相应程度的学习即获得相应的学分,学分可作为不同类型高校录取新生的参考依据。

   (十三)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的统一

    高考文理分科备考,过窄的专业口径招生,按系录取和专业人才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不利于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为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在改革大学培养模式和高考招生模式的前提下,应在全国高中逐步试点必修课、选修课、特色课的课程体系改革工程,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将语文、历史、政治等整合为人文社会科学门,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整合为自然科学门,体育和英语课程单列,应提高体育课程的比重,降低英语课程的比重,全部为必修课程。另外,应因地制宜开设选修课和特色课,比如武术、戏曲等课程,既可以培养学生与全国接轨的知识能力,又能传扬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祖国大江南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自主招生的高校就可以设定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这样既考查了通约知识,也能考察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学生的才艺,体现了大学传扬民族文化的精神。

    (十四)大学规模化与质量性的统一

    温家宝总理提出2009年8%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综合考虑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在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而言,我国要实现两大历史转变——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转变为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就必须保持一定的高等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创造条件,不断应对发达国家高强度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逼近教育总投入占GDP6%的长远目标。而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协调波动规律,当社会经济发展逐渐靠向波峰的过程中,就业机会增多,继续深造成本增加,为下一个波谷做好物资储备,上大学的人数逐渐减少,高等教育规模逐渐缩小,教育质量有所下滑,当社会经济发展逐渐靠向波谷的过程中,就业机会减少,借此机会“充电”,为下一个经济波峰做好知识储备,上大学的人数逐渐增多,高等教育规模逐渐增大,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上升。全球金融危机,正好给我国持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期,所以,高考要扮演“培养人”而不是“淘汰人”的角色,体现教育公平理念。

    “高考非恶制,弊者人也”。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和窗口性影响,一方面在于它本身作为思想解放突破口和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伟大时代意义,更重要的则在于它通过给全体国人一个重新选择发展机会来调整人才结构和社会秩序,最终为中国和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机遇与可能,这是恢复高考的伟大社会价值。高考改革没有绝对公平可言,但我们要努力做到和坚信的是,未来的高考改革必将使越来越多的群体受益、使最广大的群体受益、使这个国家和民族受益,这就是邓小平恢复高考30周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高考是举国大考,像任何其他全国性改革一样,高考改革也是一次利益重新调整和分配的重大事件,因此,在当代中国,作为从最高国家领导人到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关注的重大话题的高考改革,其总体策略应是在积极进取中追求稳健推进,在“多元互补”中发挥其最佳效益。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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