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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精神绝响
作者:朱航满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表时间:2009-09-03 点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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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

    

    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在他的文章《昆明往事》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感慨:“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冯至1939年暑假应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叶公超的邀请,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到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担任外文系教授。《昆明往事》是冯至后来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被认为是最能反映西南联大人心声的文字之一。

    从上海到昆明,冯至的选择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取向。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处于两种状态之中:一是继续留守在沦陷区,这包括在上海租界里的孤岛文人,也包括在北平和南京伪政府统治下的文人群落;一是绝大多数文人的选择,他们集体迁移到大后方,而这种迁移又主要分成了两个方向,一部分是到位于西南的昆明或重庆,一部分则是到位于西北的解放区延安。而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则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杰出文化精英的半壁江山。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结束,在民族危亡、家国破碎的危难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开始了一场为中国学术文化延续血脉与保留火种的艰苦战争。相比上海租界里的孤岛文化、解放区里的革命文化、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文化,以及国统区里的党国文化,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则代表了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术文化。因此,它能够在民族危亡、偏居一隅和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依然生机勃勃,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也因此更值得今人进行一番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大学北上复校,西南联大由此解散,随后就是国共内战,再随后是新政府的成立,而这些历经磨难的中国文人等来的却是近30年的精神煎熬。之前诸多文化形态的共存,最终以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成为历史主流,曾为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冯至,则伴随着时代潮流的几度起伏,却无法超越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旺盛喷涌的创作态势。两相比较,作为冯至,竟也有抚今追昔之感,这或许也是他怀念那段岁月的重要原因。而让后人为之感慨的,也正是以冯至等人为代表的诸多文化学术精英们,曾在如此困厄的环境之中,颠沛流离,殚精竭虑,却集体性地书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读刘宜庆的著作《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就颇有如上之感。此书采用文学笔记的手法,以西南联大这一独特的文人群落为切口,生动风趣地描述了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种种情形,来试图重新勾勒和描绘他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面貌,追念那逝去已久的精神绝响。

    刘君的这册《绝代风流》分为两个部分,上编是对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和3位校长的记述,下编则是对西南联大人生活状态的描述:前者是谈论个案的精神状态,后者则是群体性的日常生活实录;前者展现了中国文人精神中不党不官、人格独立和敢于批判的风骨,后者则代表了中国文人处于危难而雍容潇洒的风流气派。读完刘君的这部著作,乃有西南联大之后已成绝响的叹息,偌大中国,再无这风骨,也再无这风流了,而这阅读也便成了温习这种遥远精神绝响的功课。随后的历史岁月之中,尽管也有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等为数颇少的文人还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但大多数人都在历史的浊浪中随波逐流,或者永远保持了思想的缄默。因而我读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就颇为感慨,前后差距之大不由让人感到一种历史的荒谬。诸如作者所提及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在当时写成了一部关于朱元璋的著作《由僧钵到皇权》,因为朱元璋的军队起义时扎了红头巾,所以就叫红巾军,简称红军。国民党政府审查的时候,认为吴晗的这册书写得很好,但需要改一个字,就是不能叫红军,应叫农民军。当时的吴晗家境贫困,妻子卧床害病,吃饭只能买农民晚上卖剩下的蔬菜,如果他的这册书能够出版,就可以拿到很高的稿费,但吴晗却表示:宁可不出,也坚决不改。而就是这个吴晗,在后来他所出版的另一册著作《朱元璋传》中,却根据时代与政治的需要不断修改,直到最后整部著作几乎面目全非。同样是一个人,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保持了文人的精神风骨,但在后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时期,却违心地进行多次修订。那么,究竟这种风骨是有历史局限的伸缩性,还是只因政治的力量太过于强大?

    像吴晗这种前后形成巨大反差的文人,其实并非仅为一二。在中国文化遭受到重创的时刻,另一个不能让人明晰的问题是,在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日危亡时期,这些中国的文化巨人不惜以种种代价作出极大的牺牲,但到了后来当文化在不断遭受到内在精神戕害的时刻,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又选择了沉默和哑然失声,甚至有的竟然成为历史的跳梁小丑,这不能不让人沉思。诸如同样是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时任哲学系主任,为人师表,一代硕儒,颇有风度。1942年6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西南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此函由冯友兰执笔,上呈后,西南联大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仍是秉承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这样参与公共事务的事件在冯友兰也还有不少,在这册书中就有“冯友兰的风度”等短章予以称赞,但让我感到十分疑惑的是,就是这个很有学人风度、能够秉承自由独立精神风范的学者,为何在后来面对比这更为严重的情况时,却没有挺身而出,而是选择了缄默与回避,甚至是令人非常难堪地参与了历史丑剧的演出?这又究竟是文人天性上的局限,还是中国的文人太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之道呢?

    因此,等我读完刘君的这册《绝代风流》,在不断温习那些已经成为绝响的文人风骨与风流的时候,颇为疑惑这些美丽如童话一样的故事为何竟然只会成为历史的一声绝响呢?我想,这一方面在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去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人;而另一个方面则是时下历史著作的写作问题,这或许也是造成我们理解问题出现诸多疑问和偏差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部著作中,刘君对于西南联大的学人常以一种溢美和欣赏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文字在我读来,作者在进入之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写作的基调,这或许正是其研究的一个陷阱。还是以冯友兰为例,此书中的“冯友兰的风度”一节中,刘君也注意到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于冯的批评,也注意到当时的西南联大学生在民主墙上张贴漫画讽刺冯,但在作者看来这些或者是“有偏颇之处”,或者只代表了“一些学者的看法”,然后笔触一转,变成了对冯氏的另一番描述,最后很快以这样的论调结束:“在抗日战争这段艰难的时期,有论者认为,冯友兰在西南联大论道德有古贤风,著文章乃大手笔,立功求其实,立德求其善,立言求其优,这就叫至真至诚。这正是冯友兰作为中国学者的中国气派。”读完这样的评价,我总感觉这评价来得太容易,短短千余字就得出如此结论,似乎难以让人信服,而对那些异见的言论也缺乏应有的辨析和深入的探讨,如此造成的就是历史人物形象的单一与单薄。其实,历史与人物远非我们想象得如此简单,其复杂性、矛盾性和深刻性都是需要进一步探察的,这或许是当下历史写作者所必须重视的。

   (《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刘宜庆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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